减负是我国教育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近年，各地频出减负新规。然而"减负"似乎增加了学生及家长的焦虑。本文通过对江苏省中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家庭和学校所在地、家庭成员身份及文化程度和教育在家庭支出占比程度不同的中小学生所受到的减负影响有差异。建议切实推进减负政策落实，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打击商业诱导，还孩子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一、研究背景

减负是我国教育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减负”意味“减轻负担”，应用在我国教育领域主要是指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以及家庭在教育支出方面的经济负担。就目前来看，我国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主要来自于课内和课外两方面。课内即学生在学校学习中所承担的课业责任；课外又包括学生在校外所报的辅导班以及家庭中所给予学生的课业责任。

最近，各地教育部门减负新规频频出台。我国教育大省江苏省更是发布了最严“减负令”：严格控制孩子的作业时间、严格控制考试科目和次数、严格控制考题内容、严厉禁止补课等。看似“减负”的政策带给学生及家长的却是无尽的焦虑，产生了愈演愈烈的“报班热”，越来越长的补课账单等不禁让人思考减负政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同时，作为大学生，且项目参与人员均有辅导班助教经历，对项目的开展有着距离、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这些正是本项目得以形成的背景。

二、文献回顾

国内对于中小学生“减负”的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学、教育学研究视角下的减负定义、负担来源和减负方法三个方面。关于减负的定义，主要集中在课程与作业量的负担、思维与理解的负担、考试与排名的负担三个方面。关于减负中负担的来源，表现在升学压力使家长要求孩子“增负”、课程改革不够深入、加分保送制度的弊端与就业压力、社会文化传统和经济方面的原因等方面。关于减负的方法，主要有构建家校对话的有效平台、政府部门的相关举措、改变部分成才观念与公众意见等方面。

国外关于减负的研究多集中于实现真正有效的减负方法层面，主要从教学及政府两方面进行解析。关于政府在减负方面的作为，相关研究认为政策特有的文本形态具有实质上的局限性。

关于教学方面所能作出的提升，国外的研究成果甚为丰富。玛丽·卢·富勒指出教师要学会积极地倾听，建立家校对话，而很多家校对话使得交流从位置较高的人（那些被认为有更专业的技能的人）流向了位置较低的人（养育被看做每个人都能做的事）。美国的泰勒认为：开发任何课程和教学计划必须回答四个基本问题：学校应该试图达到什么教育目标，提供什么教育经验最有可能达到这些目标，怎样有效组织这些教育经验，我们如何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得以实现。而这几点对应课程质量管理的四个环节：明确课程目标、开发课程资源、实施课程、评估课程效果。日本的佐藤学认为分层教学确实给少数表现好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与发展机会，但不能从整体上改善学生学业表现、人际关系和学习态度。

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中小学生“减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文献比较稀少，这使得我们的研究迫在眉睫。

三、研究意义

科学客观地描述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状况和问题，是探究“减负”政策是否真的行之有效的前提。仅从学生角度调查学生的课业负担只可显示“减负”政策对于学生个体的影响。本研究立足于社会学视角，将“减负”政策视作一项影响广泛的社会现象。从学生与家长两方面入手，探究减负政策为个人及家庭乃至社会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丰富相关理论。

了解“减负”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以及家庭中的实际变化，帮助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实施或调整相关政策，帮助家长优化或改变相应的教育策略。进一步使中小学生真正减少学习负担，从而提升其学习兴趣，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帮助我国素质教育更好地发展。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中小学生部分分别以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小学和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东洲中学为样本总体，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了160名学生，其中小学生22名，中学生138份，回收有效问卷149份，有效回收率为93.1%。家长部分以江苏省南通市实验小学江苏省南通市实验中学为样本总体，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了944名学生，其中小学生893名，中学生51份，回收有效问卷944份，有效回收率为100%。